深圳企业家：北人南相南人北相

　　深圳企业家：北人南相，南人北相 　　“深商”这个地域性的概念是无法承载深圳企业家的宏大使命的。反而，深圳企业家的成功，因其移民特性表现为一种超地域的成功。在算命先生那里，有一个看相的原则：“北人南相、南人北相者贵。”深圳企业家大都从北方来到南方，可谓“北人南相”。北方文化在岭南形成一块飞地，产生的交融和碰撞，为深圳和深圳企业家的“试验”创造了最好的“科学”条件。当然，在深圳这块北方文化的领地，马化腾(专栏)这样的广东人也能获得“南人北相”的效果。 　　企业大道 　　2008 　　深圳企业的成功，是企业家的成功，也是城市的成功，更是改革开放的成功，最终可以归结为思想观念的成功。 　　有不少字正腔圆的汉语词汇，都不产于中国，而是来自东邻日本。“企业”这个词就是其中之一。中国古代漫长的历史上，虽有商人和商业活动，却没有产生真正意义上的企业，所以这个词只能从日本那里学回来。世界最早的企业，产生于14世纪末的意大利。当时的意大利在西欧、地中海沿岸、亚洲等地贸易中发挥着中枢作用，活跃的贸易产生巨大的需求，促使一些有远见的意大利商人改行做手工业工场。这一转型，不但产生了企业和企业家，并发起了资本主义这一人类历史上的重大制度革命。 　　五百多年后，企业这种组织形式终于登陆古老的中国大地。两次鸦片战争的惨败，使清王朝痛感“师夷人之长以制夷”的迫切性。比较开明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封疆大吏，发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面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改革开放”，派遣留学生、购买坚船利炮、组建新军、开矿办厂这些开天辟地的大动作风起云涌，中国第一批民族企业在激荡和阵痛中诞生。 　　1870年，曾国藩推荐李鸿章接班，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洋务运动得到更大发展，继军用企业之后，民用企业也开始大量出现。1872年12月26日，李鸿章奏请在上海开办轮船招商局，以抵制外轮独霸沿江沿海的局面。这是中国第一个由官办企业转为官督商办的企业，也是第一家民用企业，在中国企业史上具有重要标志性意义。历经清朝覆灭、民国军阀混战、日本侵略、国共内战数度劫波，招商局成为洋务运动硕果仅存的企业。新中国成立时，招商局董事长徐学禹从上海奔逃台湾，香港招商局宣布起义。1951年，招商局上海总部被改组为中国人民轮船公司，香港招商局要求继续使用招商局品牌，使这一中国最老的企业品牌得以存续。 　　百年沧桑，峰回路转。发源于中国第一轮“改革开放”的招商局，在中国第二轮“改革开放”中获得了新生。1979年，招商局掌门人袁庚在蛇口打响改革开放“第一炮”。这艘巨轮的返航，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局面，也为中国企业家时代的到来埋下了种子。同样重视企业在改革开放中的重要作用，但邓小平与李鸿章不同，在这一次改革开放中，他并没有亲自去创办什么企业，而是“圈”了一块地，李鸿章等未竟的企业理想在此生根开花…… 　　企业之都 　　香蜜湖隔深南大道对面的地方，名曰车公庙。名气更大的车公庙在香港沙田大围，为香港四大庙宇之一，香火旺盛。车公是南宋末年一员战将，曾保护南宋流亡政府南逃香港。相传车公具有特异功能，所到之处各种疫病无药自退。明末崇祯年间，香港新界一带瘟疫流行，村民无不恐慌，因此为车公建庙塑像，镇压疫病，以求平安。深圳与香港一水相连，风俗相近，深圳车公庙当是香港车公庙的“分店”，因年久荒废，只剩下这个响当当的名字了。 　　车公庙位居深南大道中部的特殊地段，随着深圳城市重心的西移，势必脱胎换骨。从1985年开始，车公庙一带建成一平方公里多的工业区。1990年，香港天安集团也进军车公庙。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深圳老牌的上步工业区开始转型，成就了华强北的繁盛；几年后，这股转型浪潮顺着深南大道拍向车公庙，使之成为深圳中小企业特别是科技型企业的聚集地，其活力甚至可与深南大道西边的高新区相媲美。 　　车公庙的“庙”早就断了香火，庙与和尚都下落不明。后来，车公庙厂房、大厦林立，百业兴旺，但一直缺乏标志性建筑。到2008年，深南大道与香蜜湖路交汇处，一座建筑面积达25万平方米的综合体建筑拔地而起。开发商绿景集团希望这座深南大道上的全新建筑能够成为车公庙和中心区西部的新地标，总裁郭兆斌召集头脑风暴会，邀请董事长陈劲松、知名设计专家王受之等人一同为这个项目寻找定位。王受之给出的是一个美国式的名字“NEO(新经济办公室)”，陈劲松则以“企业大道”定位，中西合璧的“NEO企业大道”因此诞生。深南大道上这样高大气派的建筑并不少见，但这个定位和名称却一语破题深圳之问—特区30年，什么才是真正沉淀下来的城市精神和精华？！ 　　深南大道是改革大道、城市大道、产业大道、观光大道、传媒大道、商业大道，也是一条企业大道。这条街道上聚集了深圳各个时代的知名企业，它们无不以在深南大道上办公感到骄傲，就像能够在长安街、南京路或外滩拥有自己的办公室一样。 　　特区30年之际，深圳人在反复思考、询问：深圳精神往何处去？深圳梦在哪里？ 　　有这样的疑问，毫不奇怪。现在人们所听到的、看到的深圳梦，除了退休干部们对大事件的昨日回忆，就是第一代移民们人生变迁的感悟，报纸上慷慨地一版一版地回放，或光焰万丈，或千回百转。但这些对读者却如雾里看花，毕竟是已经泛黄了的记忆，与现在的生活并无太多干系。的确，深圳移民们经过多年打拼，大都安居乐业，生活品质上去了，节奏慢下来了；深圳孺子牛“敢为天下先”的勇气早已消褪，今天的政治精英们更善于寻求一种官场平衡之道；连打工仔们都不再有当年的精气神了，对这座城市缺乏真正的认同感。 　　但是，当年的改革精神并没有逝去，即使在其他领域沉溺或泯灭，但在深圳企业和企业家那里依然能找到，曾经的光荣与梦想在企业的理想和践行中沉淀、飞扬。 　　这是一种传承。犹如一次化蝶之旅，经过30年的发展，深系企业构成中国经济的一大胜景，成为中国市场经济最鲜明的旗帜。在中国两个最有影响力的企业和企业评选中，深圳系独占鳌头。在《经济观察报》和北京大学案例管理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最受尊敬企业”评选中，2009年度26家获选企业中7家深圳企业上榜，分别是比亚迪、华为、万科、、、、腾讯，是所有城市获选企业最多的；在中央电视台2010年评出的“中国经济十年商业领袖”中，深圳企业家十中有三，王石、马蔚华(专栏)、马化腾入选，也是所有城市中最多的。这些深圳企业，即使在持西方价值观的《财富》、《商业周刊》、《华尔街日报》的评选中，也是常客。 　　如果按照企业实力和规模来看，深圳企业与北京的央企和上海的跨国企业尚有差距，但在品牌和企业自主创新方面则一骑绝尘。这仍然能从深南大道与长安街、南京路的差异上找到答案。长安街代表权威，垄断型的央企在京城不可一世；南京路和外滩国际化色彩浓郁，跨国公司在上海耀武扬威；深南大道象征着开放进取，本土非国有企业得以大显身手。 　　城市定位决定了企业的产生和发展模式，城市性格影响着企业家的个性和理想。当这些企业和企业家有足够的影响力后，反过来又对城市产生深刻的影响。 　　企业聚集于街道或街区的现象是一个经济中心城市的特色所在。百米的华尔街及其周边街区形成全球最著名的金融中心，美国最著名的银行大都扎堆于此。而与之相隔不远的麦迪逊大道，则是世界著名广告公司圣地。同样彰显这一聚集效应的，还有历史悠久的伦敦金融城。在北京，长安街和与其相接的东二环上的央企比比皆是；则云集中国最大的金融管理机构和四大银行。在上海外滩，100年前，一些跨国企业就抢滩登陆，1949年被迫逃离后，又于改革开放后重回中国，深厚的“故乡情节”驱使它们回到外滩古旧的经典建筑里。 　　深南大道上云集了深圳最多的著名企业，仅建立总部大厦的就有：华润、深发展、华联、广东核电、中信、赛格、中电、华强、中航、凤凰卫视、港中旅、深圳广电集团、深圳报业集团、招商银行、康佳、华侨城、飞亚达、创维、TCL、联想、长城、腾讯、中兴通讯、、研祥等。当然，还有更多的藏身于大道两旁写字楼里的同样令人敬畏的企业—它们中有不少都是行业隐形冠军。 　　这些企业的聚集，是以深圳组团式城市特征以及这些组团的转型为背景实现的。从深南大道上企业聚集的情况可以看出，大道上的组团充当着企业孵化器的功能，企业的进步和组团的转型，使城市与企业形成密切的互动和共生效应。例如，原本以电子制造为主的上步工业区，向电子交易、研发转型后，使华强北成为电子科技和贸易型企业的圣地；这样的故事在车公庙、沙河工业区也同样上演。更经典的例子是华侨城，一个由企业运营土地的模式，加上一个从荷兰“小人国”偶然学来的创意，造就了深圳最美的地方。当然，随着深圳城市的西进，华侨城通过房地产开发获得了巨大补偿。深南大道上的高新区聚集了中国最优秀的本土高科技企业，中心区则成为金融、物流、贸易等高端服务业的根据地。在深南大道之外，这种企业为王的城市结构依然在延续。华为在坂田建成一座高科技之城，富士康在龙华聚集了40多万人口，比亚迪在坪山打造汽车城—当然，这一切的源头都来自招商局建立的“蛇口王国”。 　　对于深圳企业的地理现象，王石有一番独到见解： 　　“在早期，深圳市中心在偏东面的罗湖区，但有意思的是，优秀企业的地理分布是越往西越多。中集、招行、平安的发家之地蛇口在特区最西端，华为、中兴、华侨城也在市区西部。这种分布形态并没有什么玄妙，其中的原因是：越往西，国企体制影响越少，与海外投资的关系越密切。” 　　如果说深圳比其他城市显得更有秩序、节奏和规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座城市企业群落的有序分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是一座属于企业的城市。就像美国第三十任总统卡尔文·柯立芝所说：“美国的事业是企业。”在回顾和总结深圳特区30年成果时，我们也可以毫不犹豫地照搬其说—深圳的事业是企业！ 　　黑铁时代·白银时代·黄金时代 　　2010年5月17日，一种红白相间的特殊汽车汇入深南大道上奔腾不息的车流—比亚迪E6纯电动出租车正式投入使用。虽然这次仅投入30辆车，却是世界上续航里程最长的纯电动汽车。比亚迪还宣布，要把这种车很快就卖到欧洲去。 　　假以时日，这一天将成为中国汽车时代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这一天，也必会让大洋彼岸的巴菲特暗自得意。2008年9月，巴菲特旗下的中美能源投资2.3亿美元入股比亚迪，让比亚迪和其掌门人王传福(专栏)一飞冲天。2009年，王传福一举登上福布斯中国首富宝座，个人资产达到396亿元。2010年5月，比亚迪美国总部在洛杉矶成立。 　　创立于1995年2月的比亚迪在深圳并非老牌企业。从2002年开始，人们察觉到这是一家隐身于关外的“猛兽”，它以生产电池起家，只用了数年时间，便成为世界电池制造的老大。2003年，比亚迪突然进军汽车领域，再次令观察家跌破眼镜。就像它的英文名称build your dreams(成就你的梦想，简称B Y D)那样，比亚迪总能将梦想变为现实，想人所未想、做人所未做。对于中国企业来说，它绝对是一个“异类”，但在深圳，比亚迪并不孤单，与它属于同类的企业分布在许多个行业。更资深的万科，比它成立早10年；比它惊人的市值更牛的有腾讯；比王传福财富更多并更令人陌生的，是制药公司的李锂(专栏)夫妇。 　　深圳是专门制造这类奇怪企业的“梦工厂”。这个企业“梦工厂”又是谁制造出来的？用什么材料？以何种方式？ 　　企业是人创造的，什么样的人创造什么样的企业。 　　深圳移民城市的特点决定了深圳企业的孕育、诞生和成长的模式。这个数以千万计的移民群体，由怀揣梦想的失意者、碰运气的冒险家组成；这片改革开放的土地和市场经济的环境，专门容纳各种稀奇古怪的想法和创意，并为其商业化创造各种条件和可能。这些伟大的企业被制造出来的过程，与这些移民们的发展阶段有一种秘密的对应关系。 　　我曾将深圳移民的各个时段总结为“黄金时代”、“白银时代”和“黑铁时代”。这种说法最早用来描绘希腊神话中“人与神的关系”的不同历史阶段，王小波曾以此作为其“时代三部曲”的名字。如果说，以三个10年为时间段，来自五湖四海的移民进入和融入深圳，是从“黄金时代”到“白银时代”再到“黑铁时代”的，那么深圳企业的发展则反其道而行之，是按照“黑铁时代”、“白银时代”、“黄金时代”的顺序来完成这一过程的。 　　在希腊神话中的“黑铁时代”，神惩罚人类日夜辛劳，过着饥饿、痛苦的生活，完全得不到神的庇护。1980年代初期的深圳，刚刚杀入的移民们，虽满怀期望，但在非计划经济的环境中创办企业，却是一件相当艰难的事。来自资本主义世界的港商，如履薄冰地投石问路，投资的大都是“三来一补”的小工厂，并且很多是从香港拆迁过来的旧机器设备。对中国打开的这第一扇“窗”，那些跨国企业们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这是中国企业家刚刚出发的年代。 　　那时，真正呼风唤雨的是从中央各部委空降深圳的国有企业，以及深圳市成立的各大地方国企。深圳“第一号”企业深圳经济特区发展公司甚至执掌政府2号大印，在招商引资上予取予夺。1984年邓小平南巡深圳后，中央各大媒体纷纷聚焦深圳。新华社称该公司为“全国第一家国有大型综合性企业”：“这家公司下属45家子公司和合资、合作公司，经营工业、交通运输业、内外贸易、旅游业、饮食服务业以及房地产开发等行业，拥有20亿港元以上的资本，去年上交利润占深圳特区企业上交利润总额的三分之一。”然而到了1990年代，该公司如恐龙一般无法适应周边生态环境的变化，以前的溢美之词都成了其发展的重重障碍。在一些机制更加灵活、企业理念更加鲜明的“猫科动物”的抢食下，深圳特区发展公司逐渐式微。与其命运类似，1984年成立的南油集团，本是为阻挡招商局北进南山而设，负责南头半岛38平方公里土地的开发运营，但这家大而不当的企业，同样染上了当年无药可治的“国企病”，在将就多年后，终被其当年的“敌人”招商局于2004年收入囊中。 　　这些超级国有企业的兴衰时刻，正是那些自由企业由黑暗走向光明的过程。“黑铁时代”最大的价值是埋藏了黄金的种子。1984年，在深圳特区发展公司数不清的孙子辈公司中，万科呱呱坠地了。而南油集团阻隔了招商局的北扩，但挡不住蛇口基因的裂变，1987年和1988年，中国第一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和第一家股份制保险企业先后在蛇口诞生，它们便是日后改变中国金融版图的招商银行和平安保险。中兴通讯和华为则草创于1985年和1988年，整个八十年代，没有任何人注意到这两家公司的存在，它们当年的股票一度沦为收藏品。 　　“白银时代”的神话世界，人类有了力量，他们不再听从神的旨意，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在神的惩罚下，人类没有喜怒哀乐，既感受不到悲伤，也享受不到快乐。恰如1990年代的深圳企业，经过八十年代的跌摸滚爬，已经有了一定的历练和积淀，自以为能够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追波逐浪。这也是中国经济发展沉浮转折、大浪淘沙的非常年代，国企载重难行，民企喧哗躁动。证券市场成为企业最大的舞台，深圳最有能耐的企业几乎都跳进股海劈波斩浪—1990年底，深沪股市先后开闸，中国企业的发展模式和价值观被深刻改变。 　　此时，最风光的是上海“老八股”和深圳“老五股”。深发展、深万科、深金田、深安达、深原野便是深圳股市中的关张赵马黄。深发展是深圳股市的头牌(股票代码000001)，是中国第一家面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商业银行。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的1997年，深发展达到巅峰状态，不但赢利表现出色，股价也达到历史最高点。但此后，股民心目中的深发展从天使变为梦魇，其业绩迅速下滑，直到2004年被美国新桥投资集团收购，并引进美国前财政部副部长纽曼为董事长，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方才咸鱼翻生，2010年5月正式被同城兄弟中国平安收购。1990年的万科，正沉溺于多元化和股市运作的高潮阶段，王石的大部分精力都花在招股、上市、收购，直到1994年3月爆发“君万之争”，才使万科意识到在股市漩涡中的巨大风险，转身走向专业化之路。经过了1990年代的磨砺，逃脱了股市的诱惑和毁灭，万科终成中国房地产的“一哥”。深发展、深万科之外的“老三股”深金田、深安达、深原野，则成为中国股市的牺牲品，或被迫退市，或沦为重组的空壳。 　　1990年代，深圳企业经受了1993年宏观调控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风暴的洗礼。在1992年“春天的故事”的刺激下，深圳企业家扬眉剑出鞘，大大加快了本已开始的多元化和跨区域经营。万科为此创造出的“0.4投资法”最直接地表现出深圳企业的赳赳雄心。这个公式是这样计算的：寻找合作伙伴，项目中的60%由合作伙伴投入；投资总额中的60%通过银行贷款；项目投入的60%依靠销售回款。以此计算，万科持股40%，实际投入资金仅有总投资额的12%。万科的如意算盘，对于其他企业或许算不了什么，在缺乏规则的混沌年代，各种想法都会在一种创新、大胆的尘跋拢993年，深圳市委秘书长任克雷接替创始人马志民出任华侨城集团总经理。他面对的是一个拥有101个企业的庞然大物。除了主题公园、电子和房地产业务外，还有手表、照相机、玩具、自行车、机床甚至拉链等。任克雷跟王石一样大作减法，回归核心业务。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马蔚华担任招商银行第二任行长。央行为应对危机，酝酿叫停商业银行的离岸资产业务，使招商银行出现挤提风险。惊出一身冷汗的马蔚华另辟蹊径，借助互联网的勃兴开发网上银行，反而在金融风暴中险中取胜。 　　“白银时代”是一个大浪淘沙的年代，意志坚定、头脑清楚的企业，在炼狱中得到锤炼和升华，成为金字招牌；随波逐流、好大喜功的企业则被无情的历史淘汰。1990年代末，三九企业集团还曾是深圳最有名望的品牌，但终因盲目多元化和热衷股市投机而折戟沉沙，赵新先锒铛入狱，企业被华润鲸吞。与三九有类似命运的，还有深石化、深物业、深房、赛格等几乎所有的国企大佬。华侨城集团CEO任克雷曾总结说：“深圳市原来一批有名的大企业现在都没有了。20年前，像三九、赛格、特发、南油、深圳石化，这些企业现在都没有了，或者进入转型阶段，存活下来的国有企业包括能源集团、水务集团、燃气集团、机场公司、地铁公司，都不是竞争领域和高新技术领域的企业，全是垄断性的企业，而且成为这个城市国有企业的中坚和利润贡献大户。而像电子类、计算机、通讯领域的国有大企业基本不存在，企业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 　　在中国各大城市中，深圳是最激烈的企业战场，也最先迎来企业的“黄金时代”。“黄金时代”是希腊神话中的完美世纪，人类在神创造的世界中过着无忧无虑的幸福生活，拥有强壮的身体和神一般的力量。 　　在的10年，那些早年埋藏的种子开出绚烂的花朵。1990年代末到新世纪初，华为和中兴通讯开始全速进军海外市场。这两家对全球市场最有征服欲和侵略性的企业，甚至令欧美印等国惊讶、警惕。金融业“双马”中国平安和招商银行也在新世纪振翅高飞。2003年中国平安形成集保险、证券、投资为一体的金融集团架构，并于2004年在香港上市。2002年招商银行在上海上市，2006年在香港上市，其率先发展零售业务的优势使之成为业翘楚。深圳企业在中国率先崛起华为、中兴通讯、中国平安、招商银行、腾讯、比亚迪这样的世界级企业，与那些进入世界500强的垄断者“央企”，形成鲜明对照。 　　2002年，一个令深圳郁闷、伤感的流言四处蔓延。在著名网文《深圳，你被谁抛弃》中，作者呙中校开篇便说，深圳高科技企业双雄华为、中兴通讯和金融业双骄平安保险、招商银行欲舍弃深圳，投奔上海。但这个善意的流言并未成真，实际上也不可能实现，这是深圳作为一座城市的危机时刻，却是深系企业的黄金时代！这些产于深圳的“野花”，假如离开这片土壤，在上海“洋花”和北京“国花”的天地里，如何继续呈现绚烂之美？ 　　一切只因它们有着不同的基因。 　　大道基因 　　深圳企业的成功，是企业家的成功，也是城市的成功，更是改革开放的成功，最终可以归结为思想观念的成功。 　　特区30年，深圳各项制度的改革和创新达到数百种之多，逐渐推动深圳企业率先建立起现代的企业理念和企业制度。这些制度的建立，并非在一片掌声和鼓励下获得的，而要经历重重风险。最典型的一个事件发生在1996年，此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在两年前宣告建立，但包括企业在内的所有制问题却依旧模糊。 　　1996年秋，59岁的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赴京参加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两年前，围绕“特区不特”说曾发生著名的“胡厉舌战”。校园里的厉有为似乎意犹未尽，花了两个月时间写了《关于所有制若干问题的思考》一文，被作为毕业论文，在两个由各方大员组成的班级公开交流。这篇以深圳经验为股份制鸣锣开道、为非国有企业发展张目的论文掀起渲染大波。左派理论高手大肆攻击厉有为，称其“是从根本上否定了现实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必然性和优越性，否定历史辩证法，要毁掉我国全民所有制，搞私有化”。左嘴一共罗织了二十多项罪名，还差一年退休的厉有为岌岌可危。 　　这些批判者所不知道的是，厉有为论文中的内容，有很多已经在深圳干起来了。村民入股的股份公司早在八十年代初就有了；1983年深圳颁布科技新规，允许科技人员用个人专利、专有技术、商标权等现金、实物外的资本入股创办民营企业；1988年，深圳进行了全国最早的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1993年深圳人大以特区立法权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股份有限公司条例》和《深圳经济特区有限责任公司条例》，让各种企业批量问世；更为敏感的，国有中小企业内部职工持股办法也已出台，一年前，尹智雄领导的金地成为中国最早实行员工持股的试点企业；更多更大胆的制度也在摸索试验中…… 　　在关键时刻，江泽民召见厉有为，就论文内容谈了四十多分钟后，说“你回去安心做你的书记”。与此同时，兼任中央党校校长的胡锦涛曾在一次会议上就厉有为文章表示，在党校内要发扬理论探讨精神，不要乱扣帽子。 　　厉有为的“乌纱帽”保住了，深圳企业所有制的种种试验得到更大的鼓励。深圳国有企业“靓女先嫁”，向外资和民营资本开放等举措纷纷出台。纵览特区30年，每一次的企业制度革新，都创造出优秀的企业。股份制改造使万科由十足的国企转变为经理人控制；技术入股规定催生了崭新的华为、中兴通讯；内部员工持股让金地地产从一家区属企业发展为全国性的地产公司。 　　可以说，深圳市政府对深圳企业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虽然政府也曾主导诸如打造百亿级“综合商社”、鼓励“深企北伐”等出力不讨好的事，但与中国各地方政府相比，在大多数时段，深圳市政府与企业保持着适度的距离，只做自己份内的制度改革，尊重企业自身成长的逻辑。这种思想的原点，来自当初思想解放和观念变革最为炽烈的蛇口。 　　《中国企业家》杂志曾将深圳企业的成功归功于“蛇口基因”—来自袁庚的观念变革。时任总编辑的牛文文在《蛇口是一种什么样的基因》一文中总结为三大元素： 　　一曰“公企业”。这个词汇是万科集团总裁郁亮的发明，有别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它们不接受没有大战略大愿景的国有股东，为此不惜换股东，但也决不搞MBO或老板个人控股，即便是私人企业华为，老板任正非据说也只有5%左右的股份。于是，它们就取得了一种在国家战略和企业(家)战略之间的平衡，既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又保证了强烈的企业家精神。” 　　二曰“大行业”。“这些企业的行业选择，具有极强的开创性和未来性，不要说在它们创业的那个年代，就是在今天也是非常具有扩张空间的‘大行业’。而且，这些行业，在很大程度是由它们开辟并定义的。为什么这群企业家能够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这样一些‘大行业’？要知道，在30年的历史中，充满各种可以赚快钱的行业和业务诱惑，但它们几乎一致地坚守了当初选择的主业—有远见不容易，能坚持更不容易。” 　　三曰“不犯王法”。“低调是企业人的本分，即便是高调如王石，在碰到诸如宏观调控、劳动合同法这样的高度敏感的事情时，也一贯和政府保持一致。在高速发展的转型经济体里做企业，这份清醒和自爱，格外难得。” 　　王石也曾撰文分析深圳企业现象，试图为深圳企业找到一种共同的基因： 　　“由职业经理人式的企业家主导，由管理层推动，是这些深圳优秀企业的特色。企业领导者有创业、变革的使命感和理想主义精神，又有市场化、制度化的的理念和勇气。在他们带领下，企业逐渐摆脱国有企业的行政束缚，又不像家族企业那样热衷封闭和权谋，公司管理相对透明规范，公司发展比较稳定，也更容易接受新技术和新管理的变革。” 　　深圳企业真正的基因，在人的思想和观念中，更准确的说，是在深圳企业家的血液里流淌着。 　　结束篇 　　漫长的旅程 　　历史，不光是用来赞美的，虽然它曾创造世界奇迹；历史，不光是用来庆功的，它还有更长的路要走。 　　2010年的中国，还没有完全从两年前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瑰丽幻境中醒来，又在另一场世界盛会上海世博会中尽情展示大国之梦。另两场规模稍小的盛会也将次第上演—广州亚运会、深圳大运会，它们也志在创造各自的历史之最。 　　四大世界盛会集中在中国城市举办，堪称世界奇观—中国真的“崛起”了。北京为奥运会共花了2000多亿元，上海为世博会花了4000亿元，广州为亚运会花了2000多亿元，深圳为大运会投资1800亿元。4年时间，花掉万亿巨资，惟有中国城市的决策和运营模式才能有如此的胆量和气派。申办竞逐这些世界盛会的主办权，似乎也成了中国城市树立江湖地位的擂台赛。 　　相比之下，深圳办“大运会”是最晚的，也是其中最小的“盛会”。2007年1月17日，在意大利都灵，深圳战胜喀山等城市获得2011年第26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举办权。毫无疑问，深圳办“大运会”的效应将比其他“盛会”明显减小，深圳执意如此，无非是想藉此跟上中国三大城市的脚步，展示中国最大经济特区的世界级城市形象。 　　为举办“大运会”，深圳在龙岗建造水晶石形状的主会场，在深圳湾畔兴建春蚕造型的深圳湾体育中心，投资千亿同时开建6条地铁。在深南大道西部延长线宝安大道的西端，花费60亿元填海造地，建设第二跑道和造型如一架巨大飞机的新航站楼。 　　在特区30年之际，深圳已经发展到中国城市的顶峰： 　　它已是一个经济恐龙：2010年，深圳GDP超过9000亿元，稳居中国“第四城”；人口超过1400万人，是中国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并列全球第五；深圳每平方公里土地产生4.12亿元的生产总值和1.42亿元的财政收入；2009年，外贸进出口总额达到2702亿美元，出口实现十七连冠； 　　它像一个巨鲸，每天吞吐着巨量物流、人流：2009年，深圳港口运送了1.94亿吨货物，将2000万个标准集装箱装运到世界各地，是全球第四大集装箱港；深圳宝安机场客流量达到2448万，是中国第五大空港。 　　另一些数字也足以说明它庞大的体量：2010年深圳汽车保有量超过165万辆；手机用户超过1500万。 　　从2006年到2010年，深圳5年累计向国家交纳8153亿元。而在特区初创时，国家给深圳的直接投入仅有3000万元—深圳称得上是中国最划算的一笔投资。 　　2010年，这座而立之年的城市迎来了一个关键时刻。一年前，深圳市长许宗衡违纪“落马”，深圳政坛一片风声鹤唳，在一种特殊的气氛中等候特区30年纪念日的一天天临近。这一年5月底举行的中共深圳市第五次代表大会上，担任深圳代市长近一年的王荣出任深圳市委书记，几天后举行的深圳市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许勤出任深圳市长。这两位籍贯江苏的“新移民”成为深圳特区30年庆典上的主角。 　　在这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深圳市当局发出冲锋令：“深圳到2015年，全市生产总值将超过1.5万亿元，接近新加坡的总量水平，人均生产总值超过2万美元，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4.9万元。”听起来，这是2008年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提出 “叫板新加坡”目标的一个具体呈现，是特区30年之际“深圳速度”一次爆发，足以鼓舞千万移民。 　　但追上“师傅”新加坡，并非深圳的新目标。16年前的1993年，深圳就曾正式宣布要用20年时间赶上亚洲“四小龙”—而这正是邓小平1992年南巡时对深圳提出的一个要求，不知是遗忘疏忽还是更加现实理性，深圳在而立之年重发誓言，却比总设计师的要求(即2012年)晚了3年。 　　不管怎样，这大张旗鼓般的旧话重提，不能不引起“老深圳”的无限感慨。华侨城集团总经理任克雷，1992年时是深圳市委秘书长，曾陪同邓小平南巡深圳。对深圳再次提出赶超新加坡，任克雷说： 　　“1992年邓小平同志视察深圳的时候，他给深圳的嘱托是：再过20年，深圳不仅要在在经济上赶超四小龙，而且在精神文明建设上要赶超新加坡。当时我站在小平同志的身后，他讲的这句话给当时的同志很大震撼。2012年离小平同志1992年南巡整整20年，也是小平同志给深圳提出嘱托的20年，我们要给小平同志一个回答。如果说，2012年我们能手捧鲜花，在莲花山上小平同志的铜像前告诉他，深圳不仅在经济上超过了四小龙，在精神文明建设上也超过了新加坡，我想小平同志在天之灵都会感到欣慰的，都会为深圳人骄傲。但是，《政府工作报告》只讲了一半，希望能把精神文明方面的内容加以补充、完成。” 　　按照当代中国的语境，文明由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部分组成。物质文明系指经济和生活水平方面，而精神文明的范畴则宽泛、深远得多，将其理解为经济之外的所有领域亦无不可。因此，国民之素质、政治之民主、法制之完善、人人之平等自由当是题中应有之义。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走上这条伟大而崎岖的道路，需要30年前的勇气和激情，也需要一份更坚定沉着的理性和更高超的智慧，当然，一份不急不躁的耐心也是必须的。 　　向前看，未来依然模糊；往后看，反而能在历史中发现未来。深圳站在中国的最前沿，它因此有着别人所没有的愿景以及这愿景不能实现的焦灼。深圳在中国城市中是最年轻的，但却是改革资历最深的。它的建城史比北京、上海、广州、天津都差得太远，但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历史却比它们都长，这是深圳最具优势的资源，足以弥补深圳任何其他资源的不足。 　　特区30年，深圳打开了中国的窗户，照亮了整个神州大地。就像柏拉图曾讲过的“洞穴人”故事：许多人长期生活在黑暗的洞穴中，他们的周围一片漆黑，有一个人爬出洞口，骤然间，阳光直射着他的双眼，以致什么都看不见，慢慢的，他习惯了这阳光：原来阳光直射的地方是这样美呀！ 　　特区30年，深圳也打开了中国的潘多拉盒子。在希腊神话里，普罗米修斯盗取火种，引起宙斯震怒，便令众神造出美艳智慧的潘多拉，潘多拉打开一个盒子，释放出欲望和灾难，但却把希望永远地关在盒子里了。从某种角度来看，深圳就是中国的潘多拉，打开了充满诱惑、希望的盒子，吸引无数向往自由者潮水般涌来，但经济的巨大成功，却似乎将曾有的理想主义追求深深掩埋，人们只关心现实的收益，没有人再把梦想真正当回事儿—这不啻是一场“精神文明”的灾难。 　　历史，不光是用来赞美的，虽然它曾创造世界奇迹；历史，不光是用来庆功的，它还有更长的路要走。特区30年之际，细数深圳每一年、每一月、每一天，所有的故事，都将化为这座城市颈项上的念珠，在一遍又一遍的揣摩中祈福、感悟、思索……